郑州,是祖国中部的著名商贸城,它以位居中枢,具有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吸引四方客商.20世纪律性0年代,这里的流动人口就超过了常住人口的1/4.90年代初,江泽民就提出,要把郑州建成一座现代化的商贸城.

        所以,郑州简称"商城".

        但是,郑州称之为"商城",却不仅仅寓意当代郑州商业的繁荣,而是有更深远的意义.

        郑州从上世纪律年代以来发现了解情况3600年前商代城垣的遗址,经过去年的发掘、研究、争论，至２０世末，几乎是无可争议地认为，郑州是商代早期的都城，即商汤建国的都城。

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是，郑州是我国商业的发源之地。中国商业文化的第一华章，应该从郑州写起。

中国商业的“商”，来源于商朝的“商”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１０４６周武王率领部队从孟津过黄河，一场牧野之战，决定了商王朝的灭亡。周武王立国以后，为了加强对商代遗民的管理，就把弟弟管叔鲜分封在郑州一带，“治殷遗民”（《史记、管蔡世家》）。商代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是今北至安阳，东至商丘，西至偃师，郑州正居中心，正是监管商代遗民的最佳地点。管叔鲜利用已经投降的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协同他在这里管理，不久二人联合作乱，但被镇压下去了。商代遗民失去了政权，失去了土地，大多数人专门经商，所以，在周人的眼中，做生意的就是商代的遗民，因此，习惯上就把他们叫做“商人”，或叫“商贾”“贾”一般上指坐商，流动做生意叫行商。

        中国“商人”的名子，是从郑州叫起的，目前见过的最早的“商人”一词，就是《左传》上记载的“郑商人弦高”，弦高的祖先就善于经商，“殷人重贾”，说明商代就很重视贸易了。

       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的发掘，为我们揭开了经贸的一斑。

        上世纪律50年代，在郑州商城的南北城外分别发现了铸造青铜器的大型作坊遗址，一处在陇海路南侧（今省公路运输公司院内），城北一处在今河南饭店一带。在郑州商城遗址西墙外，即今郑州十四中院内，发现了规模较大的制陶作坊遗址。在城北墙外（今新华社河南分社院内）发现了磨制骨器的作坊。在城内外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过玉簪、玉璜、玉玑、玉戈、玉铲、玉璋和玛瑙块等各色玉器，其中的许多品种分明来自昆仑山。郑州商城遗址内外还出土只有海里才能有的鲟鱼甲和海贝，还有铜矿石、锡矿石、松绿石、黄金等，这些都不是郑州出产的。有人考证，冶炼青铜的铜产自云南，松绿石来自湖北郧县、竹山等地，其它玉器分别来自陕西蓝田，河南新密、南阳，浙江青田和辽宁。

        郑州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布局说明，25平方千米的城区面积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，城市的功能已经完全具备。宫殿区、生活区、生产区都相对集中。城市繁荣的首要标志就是商品交换。商代的青铜器铭文中，已出现了“市”字，文献记载商代已有了“肆”，即店铺。传为姜太公所作的《兴韬》一书说：“殷君善治宫室······中有九市，车行酒，马行炙。”似乎有些夸张，但说明当时城市已经很繁华。《尚书》一书胡多处描绘商代的“市”、“肆”，如“若挞于市”（《说命》），“以迁肆”、“其永地于兹新邑肆”（《盘庚下》）等等，这些都是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最有力的文字说明。而如此繁荣的现象，夏代远不能及。

        郑州商代遗址中有大量手工作坊，其生产原料和工艺品的来源，有可能是战争的掠夺或强制性开采，也有以物易物的交换，或者通过货币交换取得。《管子》一书中说：“殷人之王，立帛牢，服牛马，以为民利，而天下化之。”意思是说，商朝的国君用“帛”这种丝织品作货币，使用牛马车作运输工具，使老百姓很方便地获利。说明商朝“利”的观念已经很鲜明，货币已经流通。郑州是生产丝织品最早的地区之一。荥阳青台仰韶遗址中出土的丝织品，将中国丝织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。商代郑州以丝织“帛”作货币，自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说用“帛”作货币进行交换仍具有早期的以物易物的性质的话，那么，用“贝”作为流通的媒介，则完全具备了货币的性质。以贝作为货币，甲骨文中已有显现，《周易》有“益之十朋之龟”的说法，“朋”是串起来的多个贝，“十朋之龟”就是那个龟值“十朋”。不少西周的青铜礼器铭文中进一步说明，贝已经具有了衡量价值标尺的功能。如《卫香》铭文中说，矩伯要买裘卫的玉器瑾璋，用贝支付，要“八十朋”，用田地去换，要“十田”（1田为100亩）。周代的以贝流通是在商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而更进一步证明的是商代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贝，安阳妇好墓中，出土6880余枚，妇好墓是王室墓。而郑州白家庄一非王室墓中，出土了460多枚海贝，这是我国最早的货币。可能是当时的一般贵族或富商，但早于安阳殷墟500多年。而这些贝主要产于我国的南海、西沙群岛，甚至远达西亚和非洲湾。一是不易得，二耐磨损，三是大小一样的可分为多个层次，流通起来很方便。

        手工作坊分工精细，大规模生产，必然要大量的运输工具。郑州商城出土了铸造青铜车头的陶范，说明当时的车辆已经很发达，《尚书》中就描绘了商代人赶着牛马车，一队队地到远处做生意的繁忙景象。

鲜明的商品意识是商朝人富国强兵的基础，商汤的宰相伊尹堪称我国第一个经济学家，他善于进行商品交换。在商汤最后击败夏桀之前，伊尹发现夏桀挥霍无度，仅乐女就有三万之多，而且都要穿华丽的衣服，就劝商汤命自己的部族日夜赶织“文绣纂组”即华丽的丝织品，以换取夏人的粮食，“故伊尹得其粟而夺其流”，国力日益强大，终于取代了夏朝。伊尹重视商品流通，认识到“重则至，轻则去”的商品流通规律，促进了经济发展。而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得力措施的施行，也只有在人口密集、交通方便的中心区域，才能得以实现。郑州得地利之优，自古而然。郑州一带从禹划九州之时，便被视为天下的中心，故尔商朝的经济政策能得以施行，商业十分繁荣。

        郑州地区商业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高峰是在春秋时的辞郑国统治时期。“商”字商朝的商正式转化为搞经济的“商”，搞经营的人群正式被称为商人，就是在郑国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770年，周平王东迁，周王室也让原在陕西的郑国随之迁来，并把他们管属的商代遗民也带了过来。郑国采取了宽松的商业政策，让商代人民放心经营，只要不干扰国家大事，就不加过问。例如公元前526年，晋国使者韩宣子来到郑国，晋国强大，韩宣子又是晋国重臣，他一到来，郑国恭恭敬敬地接待。当时有一对精美的玉环，韩宣子只有其中的一只，他听说另一只在郑国商人的手中。韩宣子就想通过郑伯要过来，子产坚决不办，说：“这不是政府仓库里保存的器物，我们的国君不知道。”大臣子太叔和公孙挥都怕得罪韩宣子，劝子产说：“韩宣子也没有太多的要求，我们也不能对晋国三心二意。晋国和韩宣子都是得罪不起的，如果再有人从中挑拨，后悔还来不及呢！您何必爱惜一只玉环，反而惹恼了大国呢？”子产说：“我听说君子不怕没有财物，只怕没有好名声。大国的无理要求，如果不依礼驳回，他们哪里会有什么满足？韩宣子奉命出使，反而索要玉环，贪婪得太过分了，这难道不是罪过吗？”韩宣子后来自己找到持玉环的商人，一定要买，商人说：“一定要告诉子产大夫。”子产严肃地对韩宣子说：“从前我的先君桓公和商人都从周的原属地迁了过来，一块块地开发这荒芜之地，砍去野草杂木，一起居住在这里，我们和商人世世代代都有盟誓，互相信赖。誓辞说：‘你为要背叛我们，我们不要强买你的东西，不要乞求，不要掠夺，你有赚钱的买卖和宝贵的货物，我也不加过问。’仗着这个信守的盟誓，才能互相支持到今天。现在您带着友好的情谊来到我们这里，而且告诉我们要强夺商人的东西，这是要我们背弃过去的盟誓，不可以吧！如果您为得玉环而失去诸候的信任，您一定不干；我们献上玉环就把郑过变成了贵国边境的一个城市，失去了应有的地位，我们也坚决不干。献给你玉环，而且十分感谢子产的指教。这件事的圆满结束，固然得力于郑子产的外交态度，但也说明郑国始终信守和商人的盟约。

        郑国商人的盟约，是我国第一个见诸文字的商业政策，是我国商业文明的曙光。正是有了这样的政策，才产生了一代商业文明，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，也会千就一批爱国商人。所以，商业的故事和成语由郑国淬下来的就很多。

        东道主，这是今天经贸活动中的典型语言，而它原本却是郑国人的自称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630年九月，晋国和秦国联合包围了郑国，十分危急。郑国的烛之武临危受命使秦。夜里，他被用绳子由城上吊下来，进见秦穆公，说：“秦晋国郑，郑既知亡矣。若亡郑而有益于君，敢以烦执事。越国以鄙远，君知其难也，焉用亡郑以陪邻？邻之厚，君之薄也。若舍郑以为东道主，行李之往来，共其乏困，君亦无害······夫晋何厌之有？既东封郑，又欲肆其西封。不阙秦，将焉取之？阙秦以利晋，唯君图之。”（《左传·僖公三十年》）意思是两个大国这样包围郑国，郑国一定会灭亡，但郑国亡只对晋有好处，对晋有好处一定对秦不好。秦国不如把郑国当作好朋友，将来秦国人马东来路过郑国，郑国人还可以以“东道主”的身份迎接一番，说得秦穆公马上退兵去了。“东道主”以后就成了主人的自称，如李白的《望九华山赠送青阳韦促堪》诗中说：“君为东道主，于此卧云松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回也有这样的名子：“我作个东道主人，我自然也清雅起来了。”“当好东道主，热情迎嘉宾”如今已成为郑州每年常常悬挂街头的标语口号。郑州人已经当了2600多年的东道主了。

        宾至如归，这句成语是自古以 来每一个商家迎接客人，表示热情服务的口语。而这句话也是由郑子产说出来的。

        公元前542年，子产刚当上宰相，带着礼物出使晋国。晋国没及时安排接待，子产就命令随从拆去宾馆的围墙以安放车马。晋国的士方伯责备他说：“现在盗贼很多，所以宾馆围墙拆了，影响接待。”子产说，我们来进贡，全部搜集了数邑的财富没有受到接见，又不知接见日期，财币不能献，东西又不敢日晒夜露。我听说晋方公时，即使自已住的宫室低落小，也要把宾馆修得又高又大，而且还能和宾客同乐，“宾至如归，无宁O灾”。宾客来到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温暖，还会有什么灾患呢！

        虽然“东道主”、“宾客如归”这些话都是在外交场合说出来的，但语言的产生必然有待于一定的文化氛围。从这个侧面，也可以看出郑国的商业文化环境之优。所以，郑子产死的时候“商贾哭之市，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”。

        我国的第一个爱商人也是在郑国产生的。公元前628年，秦国三员大将孟明视、西乞术和白乙丙率兵车400乘袭击郑国。郑国商人弦高往洛阳贩牛，路遇秦军，立刻把牛献给秦军，并说是奉郑国国君之命。暗示郑国已经有了准备，同时立刻派人回郑告急，立即备战。秦军闻讯即放弃了袭郑行动。郑穆公以存国之功要大赏弦高，弦高坚辞不受。唐代诗人吴筠把他当作隐于商界的“高士”来歌颂。他写道：“卓哉弦高子，商隐独标奇。效谋全郑国，矫命犒秦师。赏神义不受，存公灭其私。虚心贵无名，远迹居九夷。”这位商人的品格，足可使当代商人引为楷模。

        商代在郑州一带开创了我国的商业文明，郑国继承并发展了这种文化，促进了经济发展，《管子》中说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春秋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发达，这是郑州历史上极为光辉的一页。

        今天，郑州作为祖国中部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，正在中国古代商业的源头跃跃而起。铁路、公路、航空、信息网络的交织，人流、物流、金融流、信息流的汇合，吸引力与辐射力日益强化，这一切都在告诉世人，我们的先人能在这里写好商业的开篇，我们也一定能在这里续上更加耀眼的华章。